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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信忠的医疗与革命生涯

钱信忠（1911-2009）出生在上海。1932年，他加入了红军，1935年成为共产党员。他先后担任了红15军团卫生部部长、八路军129师卫生部部长以及第18集团军野战卫生部部长兼政委等职务。后来，他还担任了第二野战军卫生部部长。1950年，他出任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1951年，他去苏联学习，并获得了医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担任了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还曾担任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兼党组书记。此外，他还曾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兼党组书记。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2009年，他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46岁时，钱信忠挑起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重任。他不仅是一位早年学过国外医疗技术的医生，还是一位参加过中国革命战争的军队卫生领导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派往国外留学的医学博士之一，可以说是我们国家非常宝贵的一位医疗人才。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充满信任和期望。

1951年8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部选拔了200人作为首批赴苏联留学的人员，钱信忠有幸成为其中一员，作为医学研究生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1955年，当钱信忠在苏联继续深造时，国内宣布了中央军委授予他少将军衔的消息。

到了莫斯科后，钱信忠和他的同伴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和招待。他们被分配到各自对应的单位进行学习。

钱信忠的留苏经历

钱信忠后来回忆说：“出国学习，尤其是去那些条件比咱们好的国家，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轻松愉快，其实是一场新的‘战斗’。”那时候，他快40岁了，一点俄语也不懂。到了苏联，每天早上锻炼完就开始苦学俄语。除了上专业课，他还旁听了一些关于劳动卫生和流行病学的课程。每周六下午，有个叫娜塔莎的苏联学员的母亲会主动来给中国留学生讲解巴甫洛夫学说，钱信忠每次都参加。

一开始，他在莫斯科第一医院学习外科。后来，大使馆的人告诉他，考虑到他回国后要从事卫生行政管理工作，建议他转学卫生管理。于是，他按照组织安排，专门研究卫生保健组织。很快，他进入了写论文的阶段。为了系统总结过去的卫生工作经验，1954年他回国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并特意去了天津和上海等地搜集资料。那时只有北京和上海有比较全面的卫生统计数据，他都一一收集整理好，回到莫斯科后发表了多篇论文。1956年，他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事业成就》，并因此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留学经历与回国任职

我的论文在苏联出版了，我用得到的稿费帮助了一些有困难的同志。因为我比较关心留学生的思想、生活和学习，所以医学留学生们都把我当成了老大。钱信忠这么说。在苏联学习期间，我们远离祖国和亲人，度过了四年时光。大家都牢记党和国家的期望，不辜负历史赋予的使命，努力学习，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培养。

留学不仅让我在医学理论和管理知识上有了全面提升，也为我后来能够轻松胜任国家卫生行政管理工作以及得心应手地开展医学科研、疾病防控等领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回国后，我担任了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57年还兼任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和二机部副部长。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疾病防控、工业卫生和医学研究。很快，我就面临了一个艰巨的挑战。当时正值烈性传染病鼠疫和副霍乱的流行，我临危受命，带领工作组深入疫区实地调查，现场指挥，并动员农民参与疾病预防工作。我们采取了多种预防措施，阻断传染源，在医疗资源匮乏、卫生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成功控制了这两种烈性传染病的传播。除此之外，我还负责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防控工作。

钱信忠与血吸虫病防控

钱信忠领导的血吸虫病防控工作是他职业生涯中的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南方很多地方深受血吸虫病困扰，这种病因为四处蔓延，被人们称为“瘟神”。建国初期的调查显示，长江中下游各省有钉螺的地方面积达到了148亿平方米，全国有上千万血吸虫病患者，受感染的人数更是高达一个亿。为此，1955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发出“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钱信忠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领导、部门协作、大力兴修水利、改善环境、调整作物种植、管理水源和粪便、改进治疗药物、抓重点抓典型”等原则，突破了传统的疾病防治模式。他深入疫区，听取专家意见，找到了有效的防治措施，特别是充分发挥了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以及后来的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小组的作用，对当时迅速控制疾病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钱信忠还提倡在疫区建立疫情监测制度，真实记录并报告疫情情况，为预防工作积累了大量详实的科学资料。利用这些宝贵资料，他主编了《中国血吸虫病地图集》，共五卷，这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医学参考资料。

另外，他在54岁时担任新中国第二任卫生部部长。

六二六指示：医疗工作重心下移

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的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任命。当时，钱信忠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成了继李德全之后的第二任卫生部长。

到了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提出了几点关键点。他强调，计划需要考虑三个因素：首先是要顾及老百姓的感受，不能失去民心；其次是备战；最后是应对可能的自然灾害。他特别提醒大家，不能脱离老百姓，否则就没有任何出路。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困难，尤其是看病吃药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卫生部的作用至关重要。6月26日，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认为，卫生部的工作只服务于全国人口的15%，而这部分人主要是城市的有钱人，农民却很少能得到医疗服务，他们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他认为，医疗卫生工作应该更注重预防和治疗一些常见的疾病，而不是只关注少数人的需求。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农村医疗改革与发展

很快，钱信忠就在卫生部内部搞了一次深入的学习讨论，结合“六二六指示”，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自己和当时的卫生部领导分别带队，组成农村卫生工作队，到地方上蹲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调查研究和实际操作，把一个县的卫生工作整顿好，总结经验，为全国农村卫生工作提供更好的指导；其次，卫生部各业务部门的三分之二人员也要下乡蹲点，由副部长和司局长带队，分赴六大行政区进行更广泛的调研，了解全国各地农村卫生工作的实际情况。

在钱信忠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一场城市医药卫生人员下乡巡回义诊的热潮，大力推动了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建设，还广泛培养了扎根农村的“赤脚医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这个经验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问题的唯一典范”。

1969年，在钱信忠的主持和协调下，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单位共同编写并出版了《赤脚医生手册》。这本深紫色塑料封皮的小册子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了畅销书。“赤脚医生”们几乎人手一册，这本书后来还被列为全球医学教育的成功案例。

钱信忠推动医疗制度改革与发展

钱信忠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组织卫生部在农村培训了半农半医的人才，推行了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保健制度。他还亲自带队到北京郊区进行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并推动了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建设和卫生队伍的培训。

后来，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得到了高度赞扬。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始终关注老百姓的健康，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并对他寄予厚望。

这就像在医学界引爆了一颗原子弹。钱信忠不仅解决了公共卫生和医疗管理的问题，还领导了医学科研工作。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传统针灸疗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总结和发扬中医理论和经验”是新中国首个科技发展规划“十二年规划”的内容之一。钱信忠在担任卫生部副部长期间，负责主持这项医学科研工作。

当时，钱信忠向聂荣臻元帅汇报了战争时期的情况以及用现代医学理论研究针灸和中医学的想法。聂荣臻表示赞同，并建议他向总理汇报。于是，钱信忠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他的想法。周总理听后说：“好啊，搞吧，开展工作！”此后，中西医结合研究针灸理论、提高疗效并扩大治疗范围成了一股热潮。

针灸麻醉的临床应用与研究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人开始尝试用针灸麻醉来做手术。当时国内顶尖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著名外科医生黄家驷等人也加入了针灸麻醉原理的研究行列。1964年，上海的裘德懋医生成功完成了针灸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到了1965年，著名的胸科专家辛育龄在北京结核病研究所也成功实施了针灸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这表明针灸麻醉在临床上已经相当成熟了。

钱信忠把针灸麻醉用于开胸肺切除手术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并提到对针灸原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果不能解释清楚背后的科学道理，针灸就难以走向世界。周恩来表示：“我给你这个任务，就是要你组织力量研究针灸止痛的原理，你得认真抓好这件事，一定要落实。我们中国人既然可以用针灸治病、止痛，就一定能弄明白其中的道理。”

周恩来下达指示后不久，钱信忠便召集了全国二十多所重点医学院校的党委书记开会。这些书记们都非常积极，会议结束后，许多非重点院校也开始进行针灸研究，整个医学界再次掀起了针灸热潮。这次会议成为了中国传统医学走向世界的重要转折点。

1965年9月，钱信忠把研究针灸止痛原理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医学院。北医的党委书记彭瑞骢马上找到了当时在生理学教研室工作的韩济生，希望他能承担起这个重任，完成总理的嘱托。于是，韩济生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们，在针灸麻醉这一全新领域开始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

韩济生：揭示针灸止痛机理

韩济生和他的团队从针灸能止痛这个事实出发，在整体、细胞、分子和基因等多个层面证明了针灸可以通过刺激穴位让大脑和脊髓释放5-羟色胺和内源性阿片肽等化学物质，进而达到止痛的效果。那么，怎样才能更精确地量化这种效果？怎样才能让这种效果持续得更久？针对这些问题，韩济生团队的研究表明，中医所说的“在同一穴位用不同手法进行针灸会产生不同效果”，确实有科学依据。这为提升针灸疗法的实际效果奠定了基础。

韩济生团队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详细揭示了针灸止痛的机理。他在科研上的杰出贡献也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他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科学顾问，还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聘为科学评审委员会顾问，并获得了国际脑研究组织和美国神经科学基金会颁发的“杰出神经科学工作者”奖金，成为内地唯一获得该奖项的科学家。这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也初步回应了周恩来总理的期望。钱信忠因为一贯支持传统医学和科研工作，对韩济生团队的成就感到非常欣慰。

1962年，上海工人王存柏的手部断肢再植手术，也是周恩来亲自关注的一个医疗案例，展示了我国在外科医疗和科研方面的高超水平。

首例断手再植手术

那时候，卫生部是过了半年后在内部报告里才知道“断手再植”的事情。因为在医学上，断手虽然接上了并且活了，但还没达到最终目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恢复它的功能。所以上海方面没急着把这个情况告诉卫生部。到了1963年7月，王存柏的手已经接了半年了。经过功能康复训练，他的手不仅能提重物，还能写字。这就说明断手再接成功了！

钱信忠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刻飞到上海。他还特意请了北京的一些顶级骨科和伤科专家去上海实地检查。这些老专家们仔细听了第六人民医院的陈中伟医生等人做的手术汇报，又检查了病人的情况，测试了手的功能，特别是认真看了手术前的照片。

这时候，有一个专家说：“据我们所知，国际上好像还没有报道过这种手术，真是太少见了！”正因如此，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手术。后来专家们说，换别人的手器官叫移植，那么自己手断了再接回去，就叫“断手再植”吧！后来更准确点，就叫“断肢再植”。

钱信忠回到北京后，马上组织专家查文献，确认国际上确实没有报道过这种手术，这才确定这是世界上首例。卫生部这才对外宣布了这个成果，并说断肢再植的成功“相当于在医学界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断肢再植的授奖大会

为了表彰这个成就，卫生部特意举办了一个断肢再植的授奖大会。34岁的陈中伟不仅拿到了奖状和奖金，还被记了一次大功。（这项成果在1981年获得了国务院国家科学技术大奖）

1963年8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成功实施断手再植手术》的消息，并附上了陈中伟和康复后的伤者的合影。报社还特别配发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为什么断手再植能够成功》。同一天，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也在头版发布了长篇通讯报道。第二天，也就是1963年8月7日，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电讯，标题是“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在我国获得成功”。从此，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发生的这个医学奇迹！

68岁时再任国家卫生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信忠受到了冲击，失去了工作。

1973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钱信忠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负责五省疟疾的联防工作。“文革”结束后，钱信忠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钱信忠感慨良多，他决定珍惜时间，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不辜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期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信忠再次被中央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钱信忠与中国医改启动

◆钱信忠和医护人员在一起。

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卫生机构也得按经济规律办事！”这句话成了启动中国医改的第一句话。当时，中国的很多工作都需要重新开始，经济建设成了头等大事。在卫生系统里，过去的医疗体制问题已经很明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资源不足，“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成了大问题；二是管理混乱，工作效率低，人员过剩。

1979年，钱信忠接受采访不久后，卫生部等三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之后，卫生部还推行了医院的“五定一奖”政策（定任务、床位、编制、业务技术指标、经济补助，完成任务有奖励）。

这些医院经营上的改革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对推动医药卫生现代化很有帮助。但是，任何改革都会有问题，毕竟改革是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争议，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报》在1979年11月16日的《情况反映》中，汇总了7篇持不同意见的文章。反对者认为医疗卫生事业有公益性质，不应过分强调经济属性。

钱信忠与医学百科全书

可以说，钱信忠是推动中国医改的先驱。他的一些大胆言论，促进了现代中国医疗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71岁那年，“他终于完成了毛泽东生前未能实现的心愿。”

1978年，钱信忠重新组织团队编写《医学百科全书》，确定了上海医科大学等33所院校作为主编单位。经过全国专家的努力，93卷本的《医学百科全书》在1992年全部出齐。1985年，他又组织编纂了综合版，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传统医学》和《军事医学》五部分，这些都在1997年完成。《医学百科全书》在1994年还获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实际上，《医学百科全书》的编写，起源于毛泽东的一次讲话。1960年初，毛泽东看了上海医科大学编写的《医学卫生普及全书》之后，指示说：“这本书很不错，可以在原有的普及版基础上，编写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医学百科全书》。”1965年，钱信忠担任卫生部部长后，在上海召开了筹备会，准备开始编写工作。但因为“文革”的影响，这项工作被迫暂停。后来，当看到《医学百科全书》历经坎坷终于顺利出版时，71岁的钱信忠感慨万千地说：“终于完成了毛泽东生前未能实现的心愿。”

推动中医发展与药典修订

1979年，钱信忠再次当上卫生部部长后，开始大力推动中医中药的发展。他还兼任了由卫生部聘请的112人组成的第四届药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1月22号到28号，药典委员会在北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并修改了委员会章程、药品标准工作管理办法和工作计划。

1981年，钱信忠转而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副主任。到了1982年5月到1983年12月期间，他成了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兼主任。1983年3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给钱信忠颁发了首届联合国人口奖。

钱信忠与《钱信忠文集》

回想起过去的日子，时间过得真快。到了21世纪，钱信忠也快90岁了。听了一些老同事的建议，他反复思考后，决定回顾自己投身革命、成为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的经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这一干就是78年。他把自己积累的一些资料整理成书，通过文章的形式来回馈社会。

钱信忠把他以前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报告等精选出来，编成了《钱信忠文集》。

他说，将军的身份背后，还是一个医生。出版《文集》是为了讲述自己对医学和工作的热爱。这些资料反映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希望能让大家从中受益，了解中国是如何从一片废墟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希望大家能珍惜这个成果，记住经验教训，继续做好工作。

2004年4月29日，《钱信忠文集》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已经93岁的钱信忠亲自出席并致辞。2009年12月31日，这位将军兼部长的钱信忠去世了，享年98岁。